在西方话语中,艺术(尤其是绘画)与哲学的关系,极大程度集中体现在再现(表象)问题上。

一个问题是艺术如何再现世界。在这方面,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,圄于哲学认识论传统,一再困惑于某种哲学心理学的描述,从再现、想象力、形象的直觉直到法国现象学对世界何以被我们感知的分析,都在这一思考框架下运作,直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,才摆脱了这一心理主义思路,转而从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入手,来探讨“再现”问题。在此要回答的,不再是世界何以被画家看到、绘画如何再现世界这样的问题,而是世界如何进入艺术作品的问题。与此类似,维特根斯坦颠覆了对趣味和美感的心理主义研究思路,将趣味和美感与社会习俗联系起来。而沿着这一道路前进的丹托,则试图用“关系”属性而不是心理或物理属性来定义艺术作品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作品与世界关系的研究。

另一个问题涉及到艺术表象与社会反思的关系,在这方面,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及艺术的社会史是主角,特别是在新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中,从意识形态、景观、现代性等角度对绘画作品的重新解读,颠覆了关于艺术的一系列美学假定(审美,鉴赏,天才,灵感等)。T.J.克拉克的《现代生活的绘画》一上来就界定了阶级、意识形态、景观以及现代主义等概念,对貌似远离时代、远离意识形态纷争的印象派画作进行了深入骨髓的社会分析,揭示了中性的绘画再现技法背后的阶级性和现代性。在这里,艺术再现被看做是社会表象的一部分,并成为反思社会的一种材料来源(小说和绘画都可以成为某种历史文献)。

在前一个系列中,哲学与艺术的必然联系,体现在哲学思考对“反思艺术”的概念框架的澄清上。在后一个系列中,哲学与艺术的必然联系,体现在哲学思考对“反思社会”的贡献上。任何人都可以反思艺术、反思社会,事实上,对艺术或社会的反思,可以说无处不在,但这些初级的反省,远没有哲学来得透彻。哲学穿行在由反思艺术、反思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话语中,起到一种庖丁解牛的作用。而在以上两个系列中,当代哲学都对以往误入歧途的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考——美学——进行了纠正。